招商引资和产业地产建设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繁缛的计划书、超厚的规划文本和鲜丽的规划图，往往把人带入理想的境界。然而，对于拟建的特定园区来说，其现实的基础，以及发展的初衷、使命和愿景却不一定很清晰。当圈地、上塔吊、施工之时，可能还来不及深思产业园区未来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的问题。

  但凡经济成功的已建园区，都存在良好的企业家氛围。在那里，企业不断地繁殖和衍生，连地方政府都是作为制度创业者和创新者而存在的，官员也具有敢想敢试的企业家精神。无论土地如何改变，企业家始终是经济稳定的根基。打造产业园区的愿景应该是本土创新型企业家不断涌现，并且薪火相传。

  一些产业园区是由引进外资而形成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方面强势的外资企业与相对弱小的本土企业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前者会瓦解当地自主创新动力，但它必须与后者合作，又使后者获得学习的机会。

  在市场化的产业园区，本土企业在政府和创新平台的支持下，可能提高学习能力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会自然地得到外资企业溢出的部分技术；通过持续投入研发活动，会逐渐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甚至攻克关键技术，超越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在无数个不一样的园区中，本文拟挑选3个具体案例，初步思考园区的发展动力问题。

  在广东，深圳坪山国家高新区近日明确了它的使命，突出了“创新药、智能车、中国芯”产业。其基础是，比亚迪总部在此，另外有300多家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公司落户；中芯国际集成电路芯片项目将启动；还有1000多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落户；而最亮眼的是这些年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飞猛进，66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落户，仅在3.6公里的BT（Bio Technology）大道上就有100多家，坪山从深圳生物产业的边缘区变为核心区。

  20多年前，我从深圳机场去坪山的汽车走了两小时，那时坪山只有30多家生物医药工厂，包括深圳微芯生物和瀚宇药业等南山区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的生产工厂和法国赛诺菲集团的流感疫苗工厂。

  什么力量推动着坪山高新区如此迅猛的发展？是坪山区政府的体制创新和创新型企业的繁衍。坪山在技术创新、法制建设、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等各领域进行了政策的先行先试，陆续出台了培植初创型、成长性企业的一揽子政策，建立了很多创新平台，例如正在新建实行“医教研产”机制的医学科学院。

  在浙江，过去被认为多山少田、穷山恶水、地处偏远的丽水市，其经开区不但孵化出浙江维康药业、浙江五养堂药业等本土企业，还吸引了多家新药研发企业落地。缙云县省级高新区丽缙五金科技产业园成为中性硼硅玻管和注射剂容器供应基地，在抗击新冠病毒战役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世界500强德国肖特集团2011年与新康公司合资建厂，8年之后独资建FIOLAX®玻管工厂，2020年11月投产。

  制造疫苗注射剂玻璃容器的玻管生产环节和容器生产环节在地理上可以分离。玻管可大批量远距离运输到注射剂容器厂，按需求加工成容器。玻管工厂和注射剂容器工厂邻近，有利于快速批量生产注射剂容器，并减少运输成本。肖特集团把最先进的医用玻管窑炉技术用于缙云县，除了考虑当地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营商环境之外，重要原因是靠近下游企业，即1987年在壶镇成立的浙江新康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它在中国曾经是进口肖特中性硼硅玻管最多、生产注射剂容器的本土企业。

  丽水市经开区和缙云县高新区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丽水市孵化本土创新型企业的环境。假如没有新康公司的存在，就不可能吸引到肖特集团建厂。

  在安徽，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县阜南县抓住了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了经开区。2014年我调研时发现阜南开发区发展势头很好。它引进了利用杨木资源的板材加工公司、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灯具企业（从中山转来）和服装企业（从广州转来）等，这一些企业之间建立了生产联系。

  后来，该开发区被评为中国最佳投资环境工业园区，入驻企业非常多，包括韩国特立电子、中国杉杉集团等有名的公司。在2021年2月9日“掌上阜南”微信号上，阜南经开区2021年度新增用工计划汇总表中详细列出了4450个岗位。

  阜南经开区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来自经开区创业环境的优化、相关产业的集聚，以及阜南人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阜南县有数十万在外务工者，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仅东莞市就曾达10万人，其中不少已经锤炼为企业家。

  县政府2003年开始持续推进“凤还巢”工程，到多省深入阜南人聚居的场所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招商活动；阜南县青年创业者协会也为县内外创业者组织培训、学习交流、参观考察等活动。

  在卫浴洁具产业领域，返乡创业企业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杭州萧山区党山镇的阜南籍卫浴企业人员集体返乡创业，温州市梅头镇的阜南籍洁具企业老板返乡创业……他们在阜南经开区抱团发展。现在，在很多行业，阜南人返乡创业和就业已蔚然成风。

  江西省是鞋业的创业者、设计师和熟练工的输出地。2005年宜春市上高县吸引到宝成国际集团旗下的裕盛公司投资建厂，就是因为该公司了解到在东莞有数千名制鞋工人来自上高县。我在上高县曾看到鞋厂的停车场的大量摩托车，可见从东莞招工回乡的工人骑车早出晚归的情形；在鞋业调研会上听到，回乡后就可以“早见公婆晚见夫”了。会后还有一位上高人问我：“我是在东莞创业，为鞋业配套的，现在回乡投资合适吗？”

  据报道，目前在重庆市，以及四川、贵州、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省的农业县都建了不少返乡创业园。2020年11月农业农村部联合科技部等7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 提升农村创业创新水平的意见》，鼓励建设返乡入乡创业园，带动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这使我想起1995年美国学者对加拿大创业情况的一份调研报告，对所研究的创业者界定了三个标准，即自己当老板（self-employment）、雇佣3个除家人以外的加拿大人、有25万加币的资产。那年我了解到加拿大发展最快的100个企业，有生产浴液的、生产坐便器的、生产水泵的，还有做马术服务的。

  创业是一种地方现象，新企业往往诞生在创业者成长和生活的地方。企业家能力也不能像信息那样容易很快地从一地传递到另一地。企业家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根据《2020年全球创业生态报告》，74%的创业经济集中在全球前10的城市中。

  凡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肯定有创业者不足的问题。政策不能创造企业家，增加企业家的政策重点，在于创造良好的企业家氛围，它涉及社会的价值观。地方政府的税收、法规、管理、人才等政策都影响到企业家的数量和能力。地方能通过对本地教育进行长期投资，提高企业家能力；通过提供风险资本，鼓励企业家留在本地；通过建立孵化器设施，降低创业难度；通过举办技术沙龙，加强企业家的交流与互动。

  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创新型企业不断繁衍，存在竞争力的企业家接续出现。到底哪里能够打开区位机会的窗口，涌现出企业家群体，不仅取决于创业园、孵化器的硬件设施和政府鼓励创业的号召，而且取决于地方的企业家氛围，以及对本地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训，取决于该地政府对创业和创新的重视和支持。成熟的企业常常衍生出新企业，它们开辟的市场往往是老企业所忽略的市场。

  有无足够的本土企业家是园区创新驱动和永续经营的根本问题。尽管园区能在一个时期内解决就业和提升产值、促进城镇建设，但从长远眼光来看，园区仍可能会衰退或停滞。为此，需要明确创新驱动的政策方向——既引资，又不依赖外资；既利用国际资源，又不忘增强内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营造创业生态环境，才能使园区逐渐发展成为自主创新的学习型区域，避免落入对外依附性园区的陷阱。

  20世纪50年代以来，原料地对产业区位的吸引力减小，企业选址的自由度加大，招商引资为主的园区随自由布局型产业（Footloose industry）的出现而兴起。当生产环节在地理上分离，还可以跨洋散布的时候；当富余资本满天飞，寻找降落地点的时候，园区战争就开始了。欠发达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渴望金凤凰的到来，对园区开发尤为积极。印制精美的宣传册、令人炫目的视频、LED屏幕、网络站点平台，园区广告铺天盖地。

  据说全国从事专业招商的人数不下两万。招商的金句是：“只要肯招商，没有挖不动的企业。”通过种种招商术，很多园区招到世界500强，乃至港商、台商、粤商、温商，还能以商招商，园区像滚雪球一样长大。但是不少园区苦苦经营了十来年，却难以维持，企业就是不到那儿去。

  如果把园区看成装载企业的容器，那么打造园区是地产商的事。然而，对于肩负促进地方振兴使命的地方政府来说，引资不是为政绩，是要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负责任的。企业是长脚的，会跳的，大规模的公司还会及时作出调整空间战略，有投资，也有撤资。因此打造园区是有风险的政策措施，园区存在失败或空洞化的危险。

  解释产业园区的理论之一是增长极理论。2017年我和学生飞为国际地理百科全书撰写的“增长极和增长中心”条目发表，我从理论上对园区失败现象进行过思考。

  20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学者佩鲁为解释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不平衡，把抽象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把其中的推动性单位描述成增长极。1960年代中期，学者们进行推论，使增长极学说从一种推动性产业促使其他产业增长，演变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促使另外的地方的经济增长。

  期待相关的经济活动在推动性单位的附近地区发展，通常是许多园区规划的设定目标。现实中有许多地方可供企业选择，决策者的期望可能不切实际。多年来学者们反思了地理空间的增长极学说：一定会在周边地区引起经济活动吗？如果推动性单位是一组公司，为什么这一些企业会在增长极集聚？为此，必须补充集聚经济理论予以支撑，解释公共服务和专业化供应商的发展、对消费的人的吸引、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以及思想和技术的交流等。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在未经严格审查、激烈辩论和足够证据之时，增长极就已作为区域战略被多国广泛接受，盲目地假定增长极所引导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会自动发生。地方经济结构被认为是可以规划出来的。政策分析仅限于产业链投入-产出的贸易联系静态方面，而不包括企业间关系，例如社会互动和创新的溢出效应等非贸易联系的动态方面。

  之后，一些增长极未能实现其初衷而被决策者放弃。增长极政策失败，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它被用于过度雄心勃勃的目标，如平衡国家的经济空间格局；在要求不高的地方经济中所建的增长极也未必能成功地带来发展；还有很多原因，例如维持这些政策的资源不足、政府换届使承诺无法兑现、增长中心或推进性产业的错误选择等等。

  重要的是，内源性增长过程被排除在增长极理论之外。佩鲁和他的弟子们虽然强调了创新的单位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意义，但把这些单位具有先进的技术作为既成事实。而且，增长极的经济分析是非地方化的（“delocalized”）。

  增长极理论不能解释创新活动的发展，也无法解释推动性活动怎么样产生。自然，它暗示欠发达地区不能自行实现增长，而必须依靠增长极的引导。实际上，增长极战略的实施重点通常是在非创新的地区。该政策的制定者通常专注于产业链的投入-产出关系，只偏爱大规模的公司，不重视对创新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

  增长极在政策中的普遍应用无助于该概念的巩固。模糊的定义使本来只是解释不均衡增长的增长极理论，成为许多地区发展规划的论断、信仰和灵丹妙药，一种理论在证据巩固之前被广泛接受和作为政策来实施，这是很危险的。

  中国千千万万个园区令人眼花缭乱。20世纪70年代末建的小开发区已经“旧改”，而新时代的新城和园区方兴未艾。世界各国的园区与中国园区的情况大同小异，不过发展阶段千差万别。

  早在21世纪的矿山——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初现端倪时，世界到处浮现高技术幻影，20世纪50年代中期涌现的“硅谷热”，迄今仍在继续。20多年前一位澳大利亚教授向我叙述阿德莱德多功能城（Multifunction Polis of Adelaide，简称MFP）的梦想。

  近日我在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公司（APO）的网站上看到阿德莱德生物中心（Bio Hub Adelaide）即将在2021年3月启动的新闻。阿德莱德是南澳乃至南半球的新药研究和临床试验的热土，已建有生物医药城（Adelaide BioMed City）。我感到好奇的是，过去闹得沸沸扬扬的MFP现在怎么没有消息了。

  MFP是1987年澳大利亚霍克(Hawke)执政时期，日本和澳大利亚合作的规模庞大而雄心勃勃的项目，当时计划在阿德莱德市中心以北8公里处的吉尔曼建设新世界概念的美丽城市。澳大利亚-日本问题评论家曾说MFP是个流动无形的幻影。

  烧钱多年，总耗资1亿澳元，即使削减成本的基廷（Keating）政府也不敢放弃它。但是很不幸，1994年股市、经济衰退，这座空中城堡的梦想破灭，1996年联邦政府撤资，1997年8月南澳州州长宣布放弃该项目。

  用现在的前沿规划思想来看日本通产省1987年所提出的MFP概念，发现它不无道理。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1982年《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中就提到了高技术等于高接触（high tech = high touch），日本人很早就关联了高技术和高频率接触。

  在MFP规划时，澳大利亚人期待高技术城市的出现，日本人则考虑建造高频率接触的城市，双方从一开始就有误解，造成多年难以置信的管理混乱。当然，MFP的失败还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

  高技术和高接触并非矛盾，因为高技术的创新需要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协同作用的创新环境。对于创造性要求高的产业，如传统工艺、时装业和高技术产业而言，技术与艺术难以严格区分，技艺改进需要他人的合作和响应。创新和学习成为集体行为，知识隐含于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分工细化的人们需要频繁交流，创新在同业甚至跨界的知识溢出中产生。

  在世界上，另外两个同样是打造了多年、曾经备受争议的产业园区，现在都成功了。一个是1968年设计、1972年开发、在法国戛纳和尼斯之间出现的索菲亚-安蒂波里斯，它是法国增长极政策时所挑选创建的增长极之一；另一个是卡图哈科技园，选址于西班牙相对落后的安达露西亚省、一度衰落的塞维利亚市，它是利用1992年世博会会址、通过周密规划设计和公共投资而培植出来的。2022年国际科技园协会（IASP）的世界大会将在卡图哈科技园举行。

  那么，园区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园区持续升级，走内源式增长和创新驱动之路。

  曾经依靠外源式增长的加工区，经过20-30年的持续制度创新，会形成创新型的产业社区。世界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爱尔兰香农出口加工区，以及炸响“改革开放第一炮”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就是这样变身的。园区的内源性增长来自官产学研等行为主体的协同作用，为此，需要创造鼓励技术知识自由交流、根植于地方社会文化的制度环境。

  创新并不一定发生在年轻的新区里。世界上最普通的创新环境，尤其是早期的创新环境，一直是位于大都市中心的。无论是老城还是新区，发生创新的地方都存在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网络。

  当代，创新型企业向生活环境好且空间尺度比较小的城市街区集聚。精心设计的城市空间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催化剂。商务会议、工作交流、休闲交谈等，能增加知识工作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咖啡馆、餐馆和广场等公共空间成为社交互动、企业间合作、观点交流和扩展办公空间的物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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